歷史上的謀士很多，但智者很稀有。
在真實的歷史上，相對于專精政務的諸葛亮，西漢開國功臣張良才是智謀的象徵。
畢竟，「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」已經成了諺語；
「運籌策帷賬中，決勝千裡外」，最早也是出自劉邦對張良的誇讚；「吾之子房」，更是後世君主對智囊的最高評價。
但是，如果說張良只是聰明，那就太貶低他了，用「智慧」來形容他才更恰當。
在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上，張良的兩大素質無人能及：
其一，原本抱著復仇心態的他，能夠審時度勢，以更高的格局，轉而選擇復仇對象的政治理念；
其二，能夠抵禦富貴、權勢的誘惑，大功告成後立即急流勇退。
在劉邦的團隊中，張良是個異類。
他是貴族後裔，跟劉邦那一夥泥腿子素不相識，與同為六國勳貴的項氏反而有交情（項伯）；
他原本致力于謀殺秦始皇、替韓國復仇；大澤鄉起義爆發後，他首先考慮的是投奔楚國貴族景駒。但在半路上遇到劉邦後，由于對方善于納諫、領悟力過人，張良立即改變主意，決心為這個出身平平、實力弱小的草根梟雄服務。
光從這兩點就能看出，張良雖出自貴族，但與其他迫不及待尋求階層特權、黨同伐異的圈內人相比，他在亂世中的追求更加純粹：更看重實現自我價值。在人才觀上，他已經跳出了階級的局限，在那個時代極為難得。
張良一生為劉邦提供了無數計謀，具備戰略性高度的，有以下四項：
第一，妙計進關中。西元前207年6月，進軍關中途中，面對退守宛城的南陽郡守，心急的劉邦一度計畫繞道而行；張良則及時點出了這種「跳城」
思路的危害性，避免隊伍掉入被前後夾擊的危險。抵達崤關後，面臨扼守險要地形的秦軍，張良攻心為上，首先利誘秦將；其後卻趁對方鬆懈之際、繞道後方，大破敵軍，用最高效的方式，徹底擊碎了關中的抵抗意志；第二，鴻門宴上力挽狂瀾。面對起初鐵了心要除掉劉邦的范增，張良利用自己與項伯的交情，幫助劉邦在項羽面前爭取到了更正面的印象；鴻門宴上，當范增、項莊咄咄逼人、形勢騎虎難下時，張良及時召進看似魯莽、卻吻合項羽脾性的樊噲，巧妙化解了危機，幫助劉邦度過了人生中的最大難關。
第三，仗義施才，為劉邦爭取漢中地。項羽分封諸侯時，原本只是分給劉邦巴、蜀兩地。
若這一格局定型，那麼劉邦的政治形象只能變成一個偏遠地區的蠻夷之君，畢竟這兩大地區那時還處于華夏文明圈的邊緣地帶。
張良則把劉邦送給自己金銀全部送給項伯，替劉邦在項氏身前爭取扭轉局面的機會。其後，劉邦也意識到了這一點，他加大投資，成功讓項羽把漢中地區一同封給了自己，為將來殺出西南奠定了實力、地利、輿論基礎。其四，撥亂反正，扭轉了劉邦的錯誤戰略選擇。
西元前204年，彭城之敗後的劉邦被項羽圍困在滎陽，形勢危急。面對儒生酈食其提出的復立六國之後、分散項羽力量的主意，劉邦病急亂投醫、欣然同意，甚至連印章都刻好。關鍵時刻，張良趕到，他列出了著名的「八不可」，以不容辯駁的邏輯，指出酈食其思路只對六國貴族後裔有利，對出身草根的劉邦而言反而是放大弱點、自毀長城，讓回過神來的劉邦驚出一身冷汗：「豎儒幾敗而公事！」
當然，張良的功勞遠不止以上四項，諸如寫信給項羽、讓對方誤判劉邦的戰略意圖；
慧眼識才，提前點出英布、彭越、韓信三位軍事人才對漢軍的重要意義；
主張先封雍齒，解除功臣們的不安心理；巧施妙招，幫助劉盈穩住太子之位，保持政權平穩過渡等等。
但在筆者看來，張良的境界之所以遠遠超出歷史上的其他智囊，關鍵在于以下兩點：
第一，身為反秦的貴族後裔，卻能主動擁抱新秩序。
我們都知道，當初張良為了報韓國被滅之仇，不惜變賣豐厚家產收買勇士謀殺秦始皇。這種格局，其實跟太子丹沒什麼兩樣，顯得過于小氣。
但在隨後的秦末戰亂中，也許是看到了貴族復辟、諸侯並立帶來的巨大破壞，張良意識到了項羽思路的落伍，認識到了大一統體系的不可阻擋，逐漸變成了秦制的忠實擁護者。不然的話，為何在秦滅之後，他還堅決支持劉邦東進，向著一統天下的事業努力打拼？為何在儒生酈食其提出扶持六國後裔的主意後，身為六國遺老遺少的他竟然斬釘截鐵的反對？
歷史上的復仇者並不少見，但在其後能夠意識到仇敵主張的正確性，轉而積極擁護新秩序、並為其孜孜不倦奮鬥的，也許只有張良。
僅憑這一點，就能讓他從一眾智囊中脫穎而出，境界高人一等。
第二，無視榮華富貴的利誘，以高超的智慧急流勇退，並為後世功臣確立了標杆。
「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敵國破，謀臣亡」，千百年來，無數立下顯赫功勳的英才都跳不出這一歷史閉環。
但西漢初年的張良，其實早已為後世提供了標準應對范本：
自我貶低，歸功于領導，推卸封賞。劉邦分封功臣時，曾讓張良自己在富庶的齊地挑選三萬戶。張良卻謙虛的說，自己當初能在半路上遇到劉邦，是上天把自己賜給對方；自己進獻的計謀很多，那些僥倖成功的，都是因為劉邦慧眼識珠、指導有方。最終他堅決推掉了厚賞，選擇了貧窮的留縣；
為自己立下的功勞，找一個庸俗的動力。張良曾對外宣稱：「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資，為韓報讎彊秦，天下振動。
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，封萬戶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于良足矣」。也就是說，自己僥倖立功，只是抱著替韓國復仇的目的，沒啥其他野心，從沒有想過青史留名；急流勇退，歸隱江湖。封侯之後的張良，竟然令人意外的投身道教，「欲從赤松子遊耳」，積極從事辟穀之類的道術。通過這種方式，他成功樹立起清心寡欲、與世無爭、淡泊名利的人設，躲過了功高震主的危險。在後世，有許多功臣也借鑒了這一套路，比如晚年閉門修道的尉遲敬德、隨時以道士自居中唐名相李泌等。
跳出自身所在的階層，積極推動更加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新制度，難；
面對無上的榮華富貴、令世人豔慕的權位，難上加難。這兩點，張良都舉重若輕的做到了，這就是真正的智者。
但說他讓家族輝煌了2000年，這當然是子虛烏有，智商也許可以繼承，但智慧很難遺傳。
